苏州这座在水网上建设起来的吴地城市，在宋代就已经是一个规划缜密、布局合理的大都会，苏州古城的水陆双棋盘布局沿袭了1000多年，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大的改变。作为古代吴地的核心城市，苏州逐渐崛起于中国江南，宋代开始，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直至今日，人们对这一说法依然高度认同。
13世纪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东方见闻录》中，用充满赞叹的语气描述了苏州这座城市，说这里漂亮得惊人，商业和工艺十分繁荣。当地人精于工艺，城市里有许多学识渊博的学者和医术高明的医生……当时，很多读过《东方见闻录》的欧洲人都认为马可波罗是夸大其词，甚至欺骗。在黑死病蔓延的13世纪，欧洲人很难相信，在遥远的东方，会有这样富丽的城市。
宋代以来，苏州出现了大批能工巧匠，成为各个领域的佼佼者，“苏造”、“苏式”这些词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精美细致、高品质的代名词。
1403年，武力夺取侄子政权的朱棣，在首都南京总是寝食不安，也许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游走着太多被他加害的冤魂……1417年，决意迁都北京的他，为帝国新京的宫殿选定了一位设计师。他，就是出生于苏州香山的建筑师蒯祥。
蒯祥和以他为代表的苏州香山帮工匠，在明代北京的规划和建设工程中，发挥了居功至伟的作用。
苏州相城区，御窑砖瓦厂。这里出产的砖瓦，因为质地优良，在明清两代是皇家建筑的指定砖瓦，其产品被誉为金砖玉瓦。今天，这里依旧遵循着古老的制作流程，为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中国各地古建筑和仿古建筑提供着砖瓦。
御窑砖瓦，用料并无特别，其独特之处，就是每道工序的精益求精，500年来，工人坚守了传统的制作流程工艺，也坚守了不变的品质。
泥和土，无非是司空见惯的材质，然而因为吴人对于细节的专注和执著，它们也被点石成金，得以独步天下了。
经过历代吴人的建设，到明代中期，吴地已经成为整个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在整个明帝国的税赋财政中，吴地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苏、松、常、镇、湖、嘉六府土田仅占全国总数的4%，而田赋却占全国总数的22%。当时就流传有“江南赋税甲天下，苏松赋税甲江南”的俗谚。有学者更指出：“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在每年为朝廷贡献了巨额赋税的同时，吴地农业也开始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
过剩的劳动力，资金和产品，投入到了商品化生产中，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上世纪 80年代，很多国内学者认为，此时的吴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今天，对这一论断学术界仍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吴地率先走出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了商品经济的步伐。在当时人们的笔记中，大量记载了吴地的商业发达和民生富庶的境况，并给予了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返的评价。
当时，吴地的富人生活的考究精致引发了不少道统先生的指责，他们认为，这种奢靡的风气违背了儒家传统的道德观，败坏了社会风气。
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针对奢侈性的消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适度奢侈能够刺激社会的消费和工作机会，对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具有正面的意义。凯恩斯也许不知道，400年前的中国吴地，一位大胆而富有远见的吴人，和他所见略同。
他叫陆缉，来自苏州，在一篇叫做《论奢》的文章中，他指出，奢侈是富裕的产物，而享受生活，消耗资财，能够刺激整个社会的商业和服务，从而创造新的财富。作为出生于16世纪传统农业社会的文人，陆缉，第一次正面肯定了消费行为的积极意义。
苏州市中心玉器城的大门口有一副对联：“美玉何求先向蓝田寻善种，良工安在自来吴郡出高能。”赏玩玉器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美玉和良工的结合，才能造就传世上品。众所周知，优质的美玉出自西域的昆仑，而制玉妙手却以吴地最多。苏州人陆子冈，是明代海内闻名的玉雕大师，历史记载他非美玉不琢。苏州博物馆内收藏着一些陆子冈制作的玉牌，令人惊讶的是，它们的用料今天看来都颇多瑕疵，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打开明帝国的地图，你会发现，和前朝的元代以及后世的清代相比，明朝的版图要小得多，出产美玉的西域，此时并不在明朝版图之内，这种缺憾，恐怕陆子冈也无可奈何……
无论是商业贸易还是艺术创作，都需要和平安定的政治局面作为基础和后盾，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吴地维持了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地区小气候，然而，一场毁灭性的风暴即将到来……
